在招行行长位置上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马蔚华尽管已经卸任，但依然不离金融老本行，目前仍是永隆银行董事长。
马蔚华在招行时，曾经以“一卡通”让招行一夜之间享誉天下，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广大民众，也让招行的其他业务扶摇直上。现在，这位金融界的“老黄牛”，又为本届两会带来了方便民生领域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提案。
马蔚华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服务门槛较高，金融服务出现一定程度的覆盖“真空”，金融行业“服务半径”未能有效延伸，占大多数的农村乡镇、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据介绍，目前我国有4万个乡镇、40万个村庄和7.5亿农村人口，还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社区，蕴含的金融需求以百万亿元计，但金融机构空白或仅有一个的乡镇数量仍有近万个；我国目前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4000万，假设资金匮乏者占比70%，其中80%有融资需求且户均保守需求量为100万元，则国内小微企业信贷市场容量将超过22万亿元。除传统贷款需求外，城市社区、欠发达地区和小微企业对支付结算、财富管理、保险等其他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十分迫切。
有鉴于此，马蔚华认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逐步缩小贫富、区域和城乡等一系列现实差距，实现平衡增长。
马蔚华建议：第一，放宽市场准入，大力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发展。小型金融组织通常扎根于社区或村镇，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具有先天优势。我国可适度放宽市场准入、下放审批权限，支持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小额信贷、消费金融、融资租赁等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其“草根金融”的优势，以覆盖小微企业、个人经营者、农户等大型金融机构无暇顾及或者由于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匹配而不愿涉足的市场。对于大中型金融机构，也应鼓励其稳定或酌情增设县乡社区的基层网点，引导其积极参与发展普惠金融。
第二，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一是对银行发放涉及普惠金融的贷款在信贷总量调控、风险权重、不良贷款容忍度和坏账核销等方面实施更加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银行信贷的主体作用；二是鼓励和引导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机构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允许运营状况良好、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机构在资本市场发行金融债或专项融资工具，以帮助其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三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对小微企业的培育和扶植力度；四是规范民间金融，引导其在普惠金融中发挥作用等等。
第三，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当前最具普惠性、覆盖面和渗透率最强的金融创新当属互联网金融。目前诸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为许多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了其急需的金融服务，不少金融机构也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创新，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有效提升了客户体验。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未来的必然趋势。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资金、经验和专业人才，互联网企业的优势在于创造力、大数据和后发优势。两者如果能优势互补，巧妙结合，就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有鉴于此，马蔚华建议：一方面，应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满足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各种不同的金融需求，为规范地创新和发展提供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完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本质上没有超越金融运行的规律，网上技术层面的创新并不会改变网下业务的金融本质，金融服务的对象、工具、法律关系没有根本性变化。因此，对同一类金融业务，无论网上网下，应当适用统一的监管标准，坚守合规经营；同时，可通过健全法规、行业自律、普及公众教育等举措，引导互联网金融趋利避害，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在技术安全、信息不对称及流动性管理等方面产生的新风险，切实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改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普惠金融的基础是普惠信用。发达国家之所以对小微企业和普通居民的金融支持具有较高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其社会信用体系比较健全。我国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在全国加快建立推广信用档案制度，政府各有关部门应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个人与企业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奠定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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